一方面，过程性规制仅针对言论传播的数据和算法技术架构，降低了国家干预的宪法风险。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开创性著作《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指出，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90]〕 据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方面正在研究起草备案审查工作规定。
从2004年起，每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在工作总结的收尾部分都会讲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年来取得的成绩是与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密切配合或曰积极协同团结协作分不开的。作者简介：蒋清华，法学博士，中南大学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66]〕李鹏在担任委员长期间多次讲到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为了共同目标同唱一台戏。本文认为，支持型监督的理念具有传统文化上的深刻根源，更是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其所涵括的配套制度是多方面、组合性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结构性问题，呈现出一种柔性有余、刚性不足的形象，虽然在维护法制统一、保障公民权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已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形势和要求，因而需要作出调适优化。〔[7]〕但在立法法出台前，这只是一种实际操作中的工作制度，那时尚无法律依据。
） 〔[58]〕 乔石：《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下），人民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第362-363页。以立法监督为例，立法法规定的制定机关自行纠正制度是贯彻这一政治原则的体现，同时，宪法、立法法规定的人大撤销权同样也是贯彻这一政治原则的体现。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中期法国取消言论的事前限制后，国家对言论自由的侵害逐渐消失，影响公民言论、新闻自由实现的障碍并非来自国家公权力机关，而是来自作为私人团体的大垄断集团。
传统言论规制在算法社会的延伸，尽管已经考虑到采用过滤软件等符合网络技术特征的规制工具，但它们仍旧是从行为主义的规制方式出发的，难以回应算法技术的需要。一是对作为抵御风险的国家组织形式正当性的质疑。这些变化并不都是积极的，算法与数据处理技术颠覆了传统言论自由的权利保护结构，引发一系列公共风险。除了依附种族、宗教、政党等形成的大规模言论社群，随着算法的精密化和细分化，社会群体的聚集与划分也越来越精细，进而形成规模相对较小的言论飞地。
但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权力保护和以平台为代表的社会权力保护双层模式宪定性质、实质效能是根本不同的，当指向国家公权力风险时，平台是个人的佑护者。平台基于自身利益（经济的或非经济的）考虑，也乐于或急于满足用户的此类需求以增强用户黏性，借助数据共享形成的数据画像以及算法对信息的编排和过滤，不断强化着以用户为中心的信息分割的形成，就成为其核心价值观和基本作业目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尔金教授把被遗忘权视作国家吸收言论基础设施服务提供者及其治理能力的一个例证。同时，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平台并不总是言论自由的保护者，新兴权力架构驱使其成为言论空间的又一权力增长极。可见，本地法律影响了平台的言论政策，进而形塑着平台在言论保护中的作用空间。以权利之名倡言的各种新思潮和新运动，如果剥离了权利话语据以证成的公共性资源，势必自断根基，极易膨胀为一种拒斥包容和沟通的‘唯我独尊。
实体规制对信息池的塑造能力、对言论表达结果的直接干预能力，及其程序化和透明性的不足，极容易成为国家干预言论的借口。言论自由需要的开放性在网络世界并不比物理世界更为可期。平台是国家过程性规制的重要凭借，对过程性规制的偏重，将影响到平台在言论保护中的功能发挥：一方面，过程性规制压缩了平台对言论的审查空间，减轻了平台私人言论纠纷裁判和公共利益衡量的双重压力，防止被附加过重法律责任的平台进行较政府审查更为严格的自我审查。事实上，对言论内容是否具有公共价值、能否促进公共性的判断本身容易引发争议，影响到此类规制的实际效果。
言论自由包含信息获取自由和言论表达自由两项核心要素，前者用于形成内心确信，后者则用于意见展示，二者构成言论自由的两个基本维度。我们尝试从数据保护的几个关键问题入手，分析过程性规制在个人数据保护与言论自由保障平衡中的作用机理。
同时，它改变了行为主义规制下的个案审查，将规制范围覆盖所有接触相关信息的言论社群，通过打破言论社群的封闭状态，鼓励言论社群内部以及不同言论社群之间的沟通交流，避免社群的极端化倾向。（二）过程性规制可避免技术难题和宪法风险 过程性规制是国家为了规避算法社会言论风险，以平台为主要规制对象，对以数据与算法为主要内容的言论表达与传播过程进行的规制。
数据化信息关联也为稀释、污染信息源和干扰、破坏信息获取大开方便之门。通过增加算法透明度展现代码程序的价值偏好，防止通过算法进行价值引导并裹挟舆论。下面，我们结合各国的具体举措展开分析。当前法律对数据的保护主要集中于个人数据，而保护的原因则被认为是出于隐私权等人格利益和财产权的需要。同时，算法社会的言论风险需要国家的干预。同时，言论是否与身份切割则影响着言论的表达，言论主体以何种身份发言直接影响到言论的内容、后果和影响力。
简言之，数字时代的言论不再关注带宽的稀缺性，而是观众的稀缺性，特别是观众注意力的稀缺。通过知情同意保持个体在言论领域的独立思考和选择是必要的。
因此，我们不能将言论保护寄希望于互联网秩序自创生。过程性规制对公共风险的化解，是通过规制数据和算法进而实现对言论的规制。
一方面，他们认为平台在言论自由保护中的角色日益重要，社会权力模式将是算法社会中言论自由保护的主要模式。但算法社会言论的功能发挥则更多取决于言论的受众，言论的影响取决于多少人会关注该言论，并由此形成了言论的买方市场。
本文原载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关键词：算法社会 信息割据 言论自由 公共风险 过程性规制 一、算法社会言论领域公共风险加剧 算法社会的到来，给言论自由领域的传统命题带来一系列变化，言论表达更加依赖作为基础设计的网络，代码及其衍生品为新的言论类型，言论传播受算法技术架构影响。平台提供面向全体用户的无差别技术保障，国家则主要偏重于体现特定价值观念的某些言论类型。有学者基于数据资源的公共性，建议将个人数据交由社会控制。
当群体中的个体均具有同一倾向，尽管程度存在差异，飞地协商的结果往往超出群体中所有个体的原先判断，并走向极端。与此同时，平台部分承担了对言论进行裁判的类司法功能，特别是某些社交平台，在处理言论纠纷的过程中承担裁判者角色。
平台对言论发表与传播提供事中协助，国家则通过事前立法或事后的惩罚和救济予以保障。因此，三元结构中的言论自由同时面临着来自平台与国家的双重保护和双重风险。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这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风险，并威胁到公共价值的形塑和公共决策的制定。算法社会言论自由公共风险产生所依赖的数据处理和算法不仅具有可规制性，而且也必须要规制。
事实上，是否识别身份这一特征的作用范围远远超出民事权利的保护，它通过数据种类划分建立相对隔离的数字空间，主体可以据此决定是否以及如何与社会发生联系。二、算法社会言论自由保护的模式选择 面对算法社会言论技术条件的变化，有学者认为可以实现言论自由保护从国家权力模式到社会权力模式转型。此时，被遗忘权成为言论自由的限制性因素。这些干预方式几乎涵盖了信息获取、言论表达以及言论传播各个方面。
平台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兴社会组织形态，横亘于政治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一方面对传统公权力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制衡，缓冲国家对个人权利的直接冲击，为言论自由实现提供相对宽松的空间。因此，过程性规制并不单单侧重言论表达的结果，而是贯穿了言论表达的全过程，通过在事前信息获取、事中互动协商和事后言论效果等阶段确保言论空间的平等开放，以有效化解公共风险，实现言论保护的目的。
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基本权利等公共目标框定了国家规制的角色空间，而具有全局性的多领域技术治理则影响着国家规制的作用方式。而通过上文梳理的网络言论场的公共风险，我们认为应对之策并非国家的退场，恰恰相反，需要国家在言论领域由传统消极角色转向积极角色。
同时，行为主义的规制模式只重视有偿删除信息，或以发布、删除信息为由要挟他人等显性的言论干预行为，忽视了有偿干预信息排名，利用机器人大规模刷帖等算法技术进行的隐性言论干预。国家的实体规制是对公共风险的点状修补，而过程性规制改变了行为主义规制下的个案审查，将规制范围覆盖所有接触相关信息的言论社群，通过打破言论社群的封闭状态，鼓励言论社群内部以及不同言论社群之间的沟通交流，避免社群的极端化倾向。